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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治·斯通顿先生(Sir George Stauntop)，就是翻译了清朝法典的那位外交官,在对中国制度的一些积极精神和政治优点发表看法时,将这些长处归因于最终地,一个刑事法律的体系，如果说它不是最公正和最稳定的,至少在任何曾存在过的法律体系中是最全面最统一的,而且它的设计最适合于它所针对的民众的性格"。

故于型下云:铁器之法也。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欤?其主张废除死刑，则曰: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

由民国以前之法系，大率本此种观念所构成。又本于礼刑一致的观念，为其传统政策。至孔子之论政也，则主张人治。但中国法系及日本法系，在现代法制上，其所取之罗马式的元素，亦已多所混合矣。而儒家如曾子、孟子，则继承其系统也。

二、历代法典之因革以法治国之观念，至战国而始发达。又自汉唐以逮明清，凡户口、婚姻、钱债、田地等民事，复掺杂于刑律中，与罗马法比较，适得其反，此其何故欤?盖我国古代之法律，绝对取国家干涉主义。《礼记·礼运》篇:礼义以为纪……示民有常,《孝经》: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

安帝时，桓元又议复之，蔡廓赞之，孔琳反对之。例如契约自由，从前认为是一个无上信念，现在为谋劳动者与资本主义间的真正平等计，便代之以团体协约;财产权从前被认为具有绝对性质，现在则认为应使之社会化了。其时法治不但见之于理想，而且先后施之于实际。必须做到这样，法律才算尽到了它应尽的职能。

关于越级上诉者,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有言:以肺石达于穷民，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，而其长弗达者，立于肺石。扬子《法言》:夏后氏肉辟三千。

明主知其然，故必诛而不赦，必赏而不迁者，非喜予而乐其杀也，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。再则因受过去政治制度的影响，国家对于个人行为不免常采干涉主义，刑法范畴，因此遂致扩大，此为研究吾国过去法律随时所能发现者。君子观其象，以议狱缓死。又以司法乃公道的源泉，法官的内心生活，必须随时随事能守敬执中故又反复叮咛，申述其义。

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夫先易者后难，先难者后易，万物尽然。我们早已制订了一部土地法，不过关于推行地政，尚在着手准备的阶段，我们的工厂法、劳资争议处理法、团体协约法，也已先后公布。(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尚在实行训政时期约法，宪法尚未公布。

我们现在是在革命建国过程中，我们对于未来的法律的应当如何，当然也有我们的理想倾向。《秋官·小司寇》云: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，宣布于四方宪刑禁，乃命其属入会，乃致事。

这一个法典，迅速地影响到各国的法律，流风所播，仿佛个人乃是最终的目的，社会简直是为个人而存在，只知道有个人的利益，而不知道有社会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家族在法律上还是有它的地位。

或者不向仕途方面发展，成就还可更大，比如牛顿、瓦特、巴斯德、爱迪生，这一些大发明家所给予人类的幸福，何等伟大!若以之与称霸一时的拿破仑相比，这些人都是建设的英雄，拿氏至多只能算是历史上一个破坏的英雄。若就《唐律》各卷内容稍加检阅，即可发现所有规定大都与礼有关，就是纯粹的民事关系，违礼者也各有罚，可以说是一准乎礼以为出入，和出乎礼者入乎刑了。程颐解释谓，发下民之蒙，当明刑禁以示之，使之知畏，然后从而教导之。六、结论总之，我们前提要重建中国法系，今后一切法制、法规、法令、法例，凡可以形成法律者，无论在创法方面、或执行方面、或读法方面、或解释法方面，不仅以贯彻三民主义为要旨，且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。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一开里诏示我们说: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，要救中国，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，必要提倡民族主义……但是中国的人，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，没有民族的精神。是当时对于法令的公布，有一定的规定，有专司的官吏，其郑重可见一斑。

图谓邦国本图者，凡量地以制邑，初封量之时，即有地图在于官府，于后民有讼者，则以本图证之。《疏》云:宁武子为辅庄子也，以宁子位高，故先言之。

盖惟哲人乃能哀敬折狱，乃能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无喜，若夫佞人则虽有辩给之口才，而不能期其公正不偏。晋侯使士匈平室，王叔与伯舆讼焉。

我们以民族生活为本位的法律，就必须针对着这一个大前提去做。又如《周礼·秋官·士师》云:凡以财狱讼者，正之以傅别、约剂。

又曰:乃有不吉不迪，颠越不恭，暂遇奸究，我乃劓，殄灭之。钦哉钦哉，唯刑之恤哉两句话，尤见恤刑慎狱，叮咛告戒的深意!考帝舜郎位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，距今四千二百二十年,《罗马十二铜表法》之公布，相传为公元前四百五十二年，欧洲最古之《摩西法典》，其出世约为纪元前一千四百年，吾国在四千二百余年前即有如此详晰的法律概念记载，当然弥足珍视。肉刑经汉文帝废除以后，其后赞成回复及反对论者均各有其人。全部的哲理，都是人生哲理和政治哲理。

只要能立志做大事，无往而没有不可以发展的康庄坦途，无往而没有不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机会。又曰: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

孟冬之月，是察阿党，无所掩蔽。这一部刑律虽有不鲜的改革，但大体仍系沿袭《大清律》。

就是说，我们一方面不能象盘散沙地自由， 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只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国族。再者，关于促进农、工业经济的发展，就算已有了完备的法令，倘然没有忠心努力、廉洁诚实的多数干部来肩起责任，切实推行，还是不能希望有很好的成绩。

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，实在是一片散沙，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，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，"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"，我国的地位此时最为危险。这与以前好些草案盲目的继受外国法系，截然不同。欧美人士，差不多个个人都受过宗教的洗礼，从宗教教义里面，养成惠勇、诚实，博爱、服务等等许多良好信条，再配合上公民教育方面的一些训条，这两部分信条，就成为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之一部，这对于欧美人民的社会生活，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所以科学尽管发达，宗教仍旧不废。《慎子·君人》篇:大君任法而弗躬，则事断于法。

直到现在还与时代毫不相背，例如孝之一字,《礼记·祭义》篇云:居处不庄非孝也;事君不忠，非孝也;蒞官不敬，非孝也;朋友不信，非孝也;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民族主义第三讲又说:民族主义这个东西，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。

但在战国以前的春秋时代，如子产的治郑，也早已转向于法治，按《左传》昭公六年三月，郑铸刑书，晋叔向因为与子产相契，当时就贻书于子产，表示反对，谓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，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。《蒙·初六》云:发蒙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，以往吝。

这种偏重个人主义的弊害，近年来也为大家所注意，而有了改革的趋势。……六佐职而天地位，阴阳得……乃明刑政，修兵杖以威怀。